挪威的森林 Norwegian Wood

05年的春节我是在美国过的，在这里华人庆祝节日的最好方式便是朋友们聚在一起吃火锅，既热闹，还能管饱。那时候我来往的朋友大多数是一些在国内工作了许多年，在政府学院或者商学院读一个硕士，然后就回国创业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谈的最多的就是对于国内形势的探讨以及他们回国后的大计。有计划做网络的，也有到公司做高管的。听他们说得多了，我也慢慢的动了心思。除夕晚上大伙一起吃火锅时，不知道怎么的就谈到了国内房地产项目进行的如火如荼，从而带动了设计公司的红火。还谈到有好几个早两年毕业的校友，回国开了规划设计公司，现在早已经是报纸和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了。一个朋友突然说：“敏敏，为什么你不弄个公司回国做点项目啊。”如果说我以前动的还只是星星之火，这天晚上朋友的话是彻彻底底的把我的这点小火苗点成了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开始上网去看国内不同的设计公司的创始人的背景和参与的项目，又找了几个同在设计学院的同学，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组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公司，主打哈佛品牌。

很多时候想法是好的，可是行动起来，却是困难重重。等到我真正的把设立公司付诸行动时，才发现有如此多的一个个小细节需要去解决。首先，在美国成立公司，必须要决定是以什么形式注册，是合伙人制呢，还是有限责任制呢？就这一个问题，我们就反复的和律师讨论了几次。在美国咨询律师是一个很昂贵的开销，短短的一个四十分钟的咨询，你就可能要开出一张上百元的支票用于咨询的费用。开支票的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创业是多么的重要。参考国外许多设计公司采用的都是合伙人制，我们决定也追随大流。然后就是要决定公司的名称和商标。这点倒是没有给我们这几个来自设计学院的伙伴造成太多困扰，我们给公司起了一个古希腊的名字“GAEA”，意思是大地之母，中文我们翻译成盖亚，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公司业务能覆盖亚洲地区。再接下来就是找一个公司的注册地址，到该地址所在的城市的登记处进行登记。由于我们计划公司的运营并不会在美国进行，所以不需要交纳联邦税，但为了保持这个公司的有效性，就必须每年交纳一定的保持费用。这个手续虽然比较繁琐，但只要咨询清楚，办理的过程倒是很快，大概是因为太多的人在美国成立公司了吧。

这些程序都完成后，真正需要我们花精力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我们需要准备公司的介绍手册，公司网页，每个人的名片等等。对于一个以前什么项目都没有做过的婴儿公司来说，要准备介绍手册和网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起开公司的几个朋友年纪和我都差不多，都是工作时间不太长的新手，这样的资历放到公司的介绍里，恐怕再多几个哈佛的招牌也不能吸引别人。我和大家讨论了许久，想到一个方法，为公司请一个顾问团。我将成为顾问的对象定在了给我们上过课，曾经带过我们项目的那些著名的教授，设计师，以及市政府的领导们。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的计划去说服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是幸运的一个团队，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这些专家们的鼓励，最后我们的团队里多了5个来自美国规划界和设计界的专家。在他们的资历的映衬下，GAEA的公司介绍手册，看起来有点是回事儿了。

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业务。由于我们在美国，短期内还没有办法直接开展项目，为了能积攒名气，换句话说，要想以后工作能开展起来，首先得在业界混个脸熟，最好的方式便是参加那时候国内数不胜数的各种设计竞标了。由于我来自深圳，所以首先关注的便是当时深圳的一个海滨的设计投标。虽然心里知道第一次的尝试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结果，但我们还是带着希望寄出了准备好的参选材料。没有意外的，我们没有入选。但我的妈妈在电话里给我们朗读了一段深圳报纸上的新闻：“本次竞赛得到了来自海内外100多家知名设计师事务所的参与，竞争非常激烈。”对于那时候的我们， “知名设计师事务所”之一已足以让我们整个团队高兴了一阵子，然后一起在心里憧憬着，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再是“之一”，而是入选的队伍，可以好好的在国内大干一场。现在回想起当时在美国和朋友们一起创立公司的经历，总还残留着当初的一丝激情，还有一份遗憾。假如说自己在回国后能更坚强一些，不因为个人的事情而停滞了事业的前进，也许现在的自己，早也已经在国内的规划设计圈占有一席之地了。

04年的秋天，我的外婆和父母不远千里的从深圳来到了波士顿看望我。对于很多在海外漂泊的华人来说，家人过来探亲，不过是件很寻常的事情，而对我而言，却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我的母亲是在做完第二次化疗后，坚持到美国来看我的。在机场里看到他们的那一刻，我强忍着眼中的泪水，紧紧的抱住了母亲。

我在美国待的三年里，只回过一次家，主要原因是签证，家里的联系大多是电话。父母也因为在国内工作很忙，一直期待着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还记得那一年的5月初，父母和外婆顺利获得签证，我赶紧把他们来到后的行程安排好，票订上，就等着他们和我一起庆祝6月10号的毕业典礼。由于这次他们要在美国待上一个多月，所以母亲在来之前将半年一次的体检提前了，而这一次提前，却将她来美国的计划推迟了。5月23日，家里给我来电话，母亲的体检结果不太好，拍片显示肺部有阴影，需要马上做进一步确诊。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是镇定的，但我的心一下子就乱掉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胡思乱想，立刻联系了在广州的一位专家朋友，家里连夜将母亲的检查报告送往他们医院，25日母亲开始住院；27日，母亲接受肺癌切除手术。从发现肿瘤到手术，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我而言，却放如一个世纪般漫长。我很想立刻买张回家的机票，可是母亲坚决不允许我这么做，她不希望我辛辛苦苦坚持了两年的学业，到最后因为她的病而放弃，我妥协了。母亲是个坚强的人，直到手术前她还安慰我，可每当放下电话，我的眼泪就会决堤般涌出。由于不能守护在母亲身边的痛苦和自责，每分每秒都在折磨着我。但我们又是幸运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切片检查虽然确认是肿瘤，但是属于极早期，配合后期的治疗，效果会很好。听到朋友的反复确认，我心里的沉重的压力终于稍微放松了一点。两个星期后，我一个人参加了自己的毕业典礼。虽然没有家人，但照片上我笑得很开心，因为我要让母亲知道，我终于毕业了，拿到了这张沉甸甸的毕业证书。

母亲手术后恢复的很快，但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觉得必须接受化疗进行巩固治疗才能杜绝后患。化疗对于病人身体的摧残是很大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影响便是头发的脱落。第一次化疗结束后，母亲还在电话里高兴的对我说，她的头发没有受到影响。而到了第二次化疗后，头发便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这种折磨，对于她而言，有的时候甚至多于身体上带来的影响。虽然治疗的效果很好，但即使从电话里我也能感觉到母亲身体一天天的虚弱。但她仍然是个坚强的母亲，常常在电话里用开朗的语气和我开着玩笑，我心里知道她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我。大概每个为家人办来美国探亲签证的人都会知道，一般来说，签证的有效期是半年，也就是说拿到签证后半年内一定要入境，否则签证就会失效。母亲的签证是10月份失效，她一直很想来看我，即使身体没有复原也每天和医生讲述她的心愿。她终于在第二次化疗结束后，在医生的反复叮嘱下，和父亲还有外婆，坐了20个小时的国际长途飞机，抵达了波士顿机场。几年后我和先生谈起当年母亲不顾自身身体仍然坚持来看我的往事，他说那时候母亲也许是担心自己再也见不到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机场见到母亲的那一刻，我除了流泪，更多的是心疼，为她的虚弱，为她的坚强，也为她对我那不远万里的爱。

由于母亲身体的关系，我们取消了原来的加州之行，基本上只是利用周末的时候在附近走走。9月底的波士顿，已到了秋天，我带着父母外婆，到了北面的白山。漫山遍野的红叶，就如画里一样的美，我搂着母亲，合照了许多的相片。她说，回中国后，每天都要看和我一起的相片。除了带他们做一些短途的旅行，我能做的事情大概只剩下向他们展示厨艺了。母亲对于我的进步很是吃惊，但也很高兴看到我终于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了。她甚至会忍不住自言自语的说，如果能常常吃到我给她做的菜就好了。我明白她的心愿，但也知道她对我的期望，所以总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希望能尽量利用他们在的时间，多陪陪他们。父母和外婆在美国一共住了三个星期，这比最初计划的一个多月少了两个星期，因为母亲必须按时回广州接受第三次的化疗。那时候的她，原本浓密的头发早已掉的差不多，取代的是一顶假发和一顶帽子。只有在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才会把假发摘下，让头透透气。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累的睡着了，我总会忍不住坐在她的身边，轻轻的摸着她的脸，我在心里说，妈妈，我很快便会回家的。离别的那一天，我和父母一起来到机场，由于他们不会英文，所以机场给我办了一张特殊的登机卡，可以一直陪他们进到候机厅。一路上，母亲不停的叮嘱我生活里需要注意的每一个小细节，仍然好像我还是出国前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孩子。也许在以前，我会视她的叮嘱为罗嗦，可那一天，我真希望有多一些的时间能让母亲在我身边多说几句话，哪怕耳朵长出了茧子也没有关系。母亲的眼睛里一直湿湿的，直到广播里传出准备登机的声音时，她还在絮絮叨叨的说着天冷了别忘多穿些衣服的话。我们是掉着眼泪挥手告别的，转过身再也看不见他们的一刻，我的内心象被掏空了一般，冬天快要来了，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里。

04年的夏天，我即将从哈佛毕业。于是，我加入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找工作大军中。对于我们这种还在学校的学生来说，找工作的第一步便是要准备好简历。一份好简历的基本要求便是：不要超出一页，可在当时，对于经历匮乏的我来说，要把一页纸填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将做过的可以数的出来的经历充实了又充实，又通过调大字体，调宽行距，总算是有了第一版的简历。而第二个要做的事情，便是找到每个学院都有的事业服务处(Career Service), 他们会有专门的老师帮助你修改简历，让它符合招聘的公司的要求。美国的求职简历和国内求职简历最大的不同便是，这里不需要贴上自己的照片，幸好我也并非什么国色天香的美人，不用照片倒也成了一件好事。简历准备好后，我们还要根据不同公司的类型和招聘要求，准备好不同的应聘信（ Cover Letter），里面的内容无非是将自己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优点总结强调一遍，从而提高被人事部门相中的机会。这样前前后后将近一个月，我终于有了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求职简历。

其实如果今天我再拿出当年的简历来看，一定连自己都会觉得脸红，看似满满的一张纸，却清清楚楚的展示着自己的生涩。我要感谢给了我工作机会的第一个公司，才让我有了机会，一点点的开始丰富自己的简历，还有我的人生。

找工作的过程是非常折磨人的，而对于当时需要一份工作留在美国的我而言，这个过程只有一种状态：等待。这就好比一个患了单相思的人，摘了一朵花，一瓣一瓣的往下掰，嘴上念叨：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 很多的时候，面试完后会收到对方公司一封有礼貌的回信，大意无非是你是个人才，可惜目前公司没有合适的位置。这也很象恋爱中拒绝对方的常见招数，他对你说，你是个好姑娘，只是我们不适合。还有的时候，见完后便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心中自然知道，这也是“公司没有合适的位置”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沮丧和失望，会一直伴随着你找工作的过程，直到你接到第一份工作录取的电子邮件。相亲过后，满意的相亲对象给你打来了电话，你知道，这下子是对上眼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波士顿当地的一家规划咨询公司担任他们对中国业务的负责人，名头看着很吓人，做的事情其实不复杂，更确切的说，很琐碎。要联系国内的甲方，要做规划设计方案，还得一并帮忙美国这边的业务。老板是一位老太太，已经80岁了，是一位美国著名的规划师，有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规划公司，在广州担任过珠江新城的规划设计工作，甚至还获得了广州市的荣誉市民。我其实是在出国前就和她认识，读书的两年间她也对我照顾颇多，这种照顾到最后升华成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机会。那一年在美国，就业的情况并不理想，最起码对于设计行业是如此。所以我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正式毕业后的第二个月，我就开始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了。

我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公司和国内的业务已经不象过去那么活跃了，所以我参与的大多数为当地的规划和房地产项目。美国的房地产开发不象中国，开发商一弄便是几万平米甚至几十万平米的用地，个个做的都是大项目。在美国，开发商一般一次的项目规模大约在20套房子左右，建设工程的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和当地政府进行用地规划的讨论上。我们的角色，就相当于政府的咨询顾问，负责审查这些房地产项目的设计与规划，是否与当地的用地和规划条例有冲突。虽然每个项目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我也因此跟着老板，走遍了麻省附近大大小小的镇，而且也从中学习了许多美国在房地产和规划方面的经验。其中感受最深的便是这边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举一个小例子，老板的妹妹也住在麻省的一个镇上，一次她家附近的一块地要盖房子了，建好后由于要增加交通道路，所以要在她的房子和另外一个房子之间增加一条路，地方是足够的，但是这个决议要通过，就必须在当地举行听证会（Public hearing），全体居民在会上投票，才能通过。老板的妹妹对此很重视，因为她不愿意给自己的房子增加噪音，几乎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问关于这个项目的进展程度以及法规上的相关规定。她还自告奋勇要在听证会上发言，发言的稿子也是反反复复的修改了又修改。最后听证会上她的发言得到了其他居民的热烈掌声，投票时大家一起否决了这个决议。我们审查这个项目的工作只得继续进行下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人不多，加起来十个人都不到，不过这样倒也好，彼此间混的很熟。在美国，工作的形式有三种，一种就是象我这样的全职员工，由于我不是美国人，所以要留在美国必须是要全职，而且得申请工作签证。相比之下，美国人的选择度就高很多，可以是兼职，还可以是根据合约。不要以为这里的合同工和国内的合同工是一个概念，美国的合同工的福利一点都不比全职少，而且还多了更多的自由度，至于稳定不稳定，许多美国人好像从来就不会为这个问题而发愁。公司里和我最熟的，除了老板，便是SAM了。我喜欢叫他山姆大哥，其实他年纪并不大，30出头，也是哈佛毕业的，一心要从政，所以选择了合约制帮我的老板干活，同时还在参加波士顿地区的议员选举。他经常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给我讲许多他竞选的事情，并总是对于我无法参与投票感到无比的可惜。我其实无法理解他对于政治的狂热，但出于同事间的彼此理解，我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听他的每一套理论。山姆大哥在网上还有个自己的竞选网站，主要用于宣传他的公益活动新闻以及募捐竞选经费。虽然老板对于他经常因为竞选影响了工作而有所不满，但还是对他的政治活动表示了支持，记忆中老板也给他捐过好几次钱，不过最后有没有给他投票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公司就位于波士顿的中心区，离商业区很近，离中国城也很近。所以我每日的生活很方便，午餐时可以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叫上一份快餐，下了班可以到公司旁边的商店随便逛逛。我最喜欢去的商店便是著名的“地下室”（Filene’s basement），几乎下了班有空我就会去看看。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最顶级名牌的商品以最优惠的价格出售，不过这些商品和专卖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往往是上一个季度留下来的各品牌的货品，大至GUCCI, PRADA，低至没有听过名字的牌子，应有尽有。这对于我这种不追求最新潮流的人来说，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而且去的次数多了，我还掌握了他们的标价规律。比如说，一件原价500美元上一季度的衣服，拿到这家店后第一次的标价是打了五折，如果一个星期后没有卖出，便会再打75折，两个星期后还没有卖出，再打75折。最后一件货品会以原价的十分之一售出，如果这样也没有卖出，那这个货品便会捐赠给附近的慈善机构。我曾经最引以为豪的战利品便是一件原价900美元的MICHAEL KORS的纯羊绒毛衣，最后以50美元拿下。所以，地下室里的顾客无论什么时候人都特别多，上班的年轻女性，打临时工的黑人大妈，无论是谁，都总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段日子我大概是患上了购物癖，几天不去买东西便会觉得不自在，以至于家里的衣服越来越多，鞋子越来越多，也许这也是我用以打发平淡生活的一种疯狂的方式吧。我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曾经在三番碰见一个女性朋友，她的先生MBA毕业后便回香港工作了，留下她一个人在美国生活，等待绿卡。她每个月的薪水几乎全部都花在了购买大大小小的名牌，哪怕很多买了之后发现不合适，拿回商店退，再买，再退，乐此不疲。我探望她的时候，看见她房间里无数的衣服鞋子而感到惊讶，居然有比我买东西还要疯狂的人。她对我说，不这么做，能做什么呢？

如今回想起在美国工作的日子，并没有太多激动的片段，更多的是一种遥远的平静。我每日的生活模式是如此的固定。工作日是家里，地铁，公司，地铁，家里，网络。周末则是超市，聚餐，家里，网络。没有任何意外，只是偶尔在波士顿遭遇百年难遇的大雪时，因为交通受阻，也许可以不去工作，而有一个额外的休息日。波特广场（Porter Square）里那段跨越五六层楼高的电梯，构成了我每日生活的连接，记忆中我总要从电梯下来，坐上波士顿地铁的红线，穿过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来到城里的公司，开始我始终如一的每一天。波士顿终年多雪，一年里头大概有半年都在下雪，白茫茫的路面，厚重的靴子踏着积雪发出“唧唧”的响声，大概是我对于美国回忆中不可缺少的旋律。而在工作之余，网络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要素，下了班除非是和附近的朋友们聚聚，更多的也许是回到家打开电脑，在网上的海外华人论坛里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其他事情。我并不算内向而闭塞，在美国也算的上是一个交友广阔的人。曾经有朋友和我说，两对人马在纽约相遇，彼此不认识，唯一的共同点便是都认识我。可即使如我，每当自己一个人回到家中，心中仍不免有深深的寂寞感。也许美国的地方太大了，除了朋友们真的聚在一起吃吃饭，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人在活着，每个人都很忙，生活、学习和工作上的压力，让彼此距离越来越远，地理上的，心灵上的。我听见自己的内心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呼唤，这不是我要的生活。